《无问西东》的背后——你不知道的西南联大步行团的故事

文章正文
发布时间:2018-01-29 03:48

编者按

立德立言,无问西东。

推迟上映的清华校庆献礼片《无问西东》最近刷爆了科报君的朋友圈。各人观影视角不同,但大家无一例外地都谈起了西南联大。这所诞生于战火纷飞之中、仅办学8年、存在感却爆棚的大学,到底有什么样的魅力,让人称赞它为“中国教育史上的珠穆朗玛峰”?

西南联大已经定格,而我们只能在时间之河中离它越来越远。而亲历者的回忆,是最珍贵的线索,一点一滴拼凑出它的旧影。

烽火中的“科考”:

吴征镒回忆西南联大步行团

(作者:吴征镒口述杨云珊整理)

1937年,刚刚走出清华校门的吴征镒便赶上了抗日的烽火。1955年他被选聘为中国科学院第一批学部委员。在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之际,他回忆起这次特殊的科考——

步行团本来是预备做一些科研工作的,所以生物系的由李继侗教授带着我考察植物,还有两位研究昆虫的学者毛应斗和郭海峰,但他们不是西南联大生物系的,而是清华农业科学研究所的。生物领域的共计4个人,还有一个地理系的王钟山,我们一共5个人,经常在一起,是辅导团教师中的大头。

在行军途中,关于植物地理的概貌方面,经过师生讨论,有一点认识,比如云贵高原面原是一个准平原、贵州很多石灰岩的露头。因为都是沿着旧驿路走,所过之处植被基本上都被破坏了。但到了许多名胜古迹地区,有些还保留有小面积的丛林、灌丛,特别是在黄果树大瀑布。

西南联合大学新校舍鸟瞰

在关索岭附近有一个剖面地区,我们在山顶上看到很大的重阳木,是很古老的树种,据说是古代名将关索曾在那里系马。这些发现使我们认识到关索岭一直到顶部还是亚热带季雨林。又比如贵州黄平飞云岩石灰岩上的灌丛,我们在它的下木里面看到两种远志科的灌木;黔西清镇城外有一片丛林是由鹅耳枥、园果化香和椴树组成的,等等。所以一路上还是获得了一些感性知识的。

步行团步行的时候在冬末春初,正是湘西和贵州“天无三日晴”的时候,每天都要赶路,不方便带标本夹,我只背了一个方方的硬纸小盒,里面可以装一些小标本。但由于天天赶路,天天下雨,到了昆明以后,这些标本都已经烂掉了。至于搞昆虫研究的人,只能在看到昆虫以后做一个记录,连标本都无法采集——因为标本要随采随制作,在赶路时,根本没有这样的时间条件。

另外,贵州溶岩地貌很多,我们5个人差不多每到一个县或乡,听说附近有溶洞,都会去看,看到了许多溶岩地貌的特点。其中尤为突出的是在镇宁县的一个溶洞,叫伙牛洞,因何得名呢,就是因为这个洞是牧童发现的,“伙牛”的意思就是把牛聚在一起以后,牧童再进去玩。现在不知道这个洞还存在不存在。这个溶洞进去很困难,要爬进去,但进去以后却很大,有两个大厅,其中后进的一个厅中间是潭水,在里面一个人唱歌听上去就好像大合唱一样,四面的石钟乳千奇百怪,会共振,因为到那里游玩的人很少,钟乳都是雪白的。我们回去后在团里一宣传,第二天中午,全团大约200多人都去看了。

由于一路赶路,能做的事情不多,主要就是观察地貌和残存的植被、寻找溶洞,采了一些小标本,但都没有能保存下来。当时队伍里大多是学生,但他们是统一的军事行动,相比之下我们是散兵游勇,所以他们没有机会和我们一起活动。只有一个生物系的姚荷生,在贵阳的黔贡山也做过一些考察,后来跟我和李继侗老师一起上过一次镇宁天平山。

西南联大校门

路上见过很多植物,但由于标本没能保留下来,现在我能清楚记起的特殊植物只有在湘西桃源的桃源洞采到的一种大花、单叶的十字花科植物,到昆明以后,查出来是最早由法国神父在贵州发现的“堇叶芥”,是中国特有植物。

总之,在湘西沿路所见,多半是次生马尾松林或栽培的油茶、油桐和柑橘。时值冬雪,曾在沅陵阻雪7日,所见远不如长沙岳麓山和衡山所见的丰富。到湘黔交界的玉屏一带,丘陵上多生供制箫笛的竹丛,以后常见以救军粮(火棘)和云实为主的有刺灌丛或黄茅草坡,石灰岩露头大多是光秃的。

安顺以后,天气较晴为多,过了南磐江,普安、盘县以后,已有云南气象,杉林较多,时可见油杉大树,报春初开。一过滇黔交界的胜境关,便是云南松(飞松)和华山松(果松)的天下,林下各色杜鹃盛开,繁花似锦,天朗气清,春风颇大,耳目一新。由此可以认识到湘西到云贵高原东部,直到普安、盘县还是华中植物区系和植被的范围,安顺到普安、盘县是过渡到云南高原的过渡带。

到了昆明以后,科学研究的工作就多了,我们先是把昆明四周都走遍了,后来还到了大理、宾川鸡足山等地,都是利用假期时间,系里出经费支持去考察的。平时主要是教书,带着学生到昆明附近的名胜寺庙采标本实习。

西南联合大学校训

1938年以前的考察比较多,到了后期就没有经费再出去了。1938年底又随李师赴滇西考察荒地,是以植被调查为主,并采标本,其结果曾于1946年投华西边疆学报刊出,它是我解放前的第一篇论文。但由于是年复员北平,其下半篇未能刊出。植物名录鉴定中,有一未知属的鸭跖草科植物,就是解放后洪德元院士发表的新属——孔药花属。

1939年后虽有思普茶厂主人之约,赴今之西双版纳,但因系内无经费资助,未能应约。直到1942年,才因大理县编县志,而与助教刘德仪第二次赴大理,集编后由鹤庆到丽江,并经剑川回大理。所采集和鉴定的标本大都保存在北京大学的标本室中,编号用的是“西南联大RN(登记号)”,现在昆明植物所也保存有一小部分。1942-44年,在教育部中国医药研究所工作,完成滇南本草图谱第一卷,发表新属——金铁锁属(石竹科)。

这一路三千五百里:

钱能欣忆西南联大步行团“长征”

(作者:王莉萍)

西南联大200多名同学组成了步行团,在黄子坚、闻一多等11名教师组成的辅导团带领下,徒步行军3500里,完成了世界教育史上罕见的一次“长征”,“长征”中的师生们并没有忘记自己的学业研究,更没忘记肩头所承担的民族责任……

1934年,钱能欣在杭州师范毕业,他决定报考航空学校,以备将来参加空军。因为他深感日本军国主义气势汹汹,妄想吞并中国的野心不会改变,中日最后一战不可避免,希望能投笔从戎。

当时国民党航空学校就设在杭州,在半年中,他报考了两次,但在体检中都由于视力不合格而未被录取。1936年9月,他考进北京大学学习政治,他认为将来做一个政治家,这对改造中国政治,特别是中国的对外政策也许可以做些贡献。

他正是中华民族危难时期无数有志青年中的一员。

平彝即沾益县内中午招待聚餐

卢沟桥事变以后,北平沦陷,作为北京大学文法学院的学生,我辗转回到家乡南浔参加当地的抗日工作,主要是及时收听广播、印发快讯、报道全国抗战形势。不久见报载,北大、清华和南开三校在长沙成立临时联合大学,号召三校学生准时前去报到。

于是,我和几个中学同乡雇了一辆小汽车绕道安徽宣城、芜湖换乘轮船到江西九江,到武汉,改乘火车到长沙。武汉是华中重镇,长沙成了武汉的重要后方。临时联大本部设在韭菜园圣经学院,文法学院就在那里上课,理工学院不久搬到南岳去了。大部分学生来自沦陷区和战区,经济来源断绝,学校一律发给贷学金,实际上不仅免除了学费,而且也够简单的伙食费用。

可是,这样的日子没过多久,局势又发生了变化。日军占领华东后即向华中进攻,武汉成了他们的重要目标。这样长沙也紧张起来了。日本飞机开始光顾长沙。有一次就在韭菜园附近的火车站投下几枚炸弹。当时车站附近的一家旅馆里正在举行婚礼,据说新郎、新娘和一些宾客都被炸死了,炸伤的更多。这时,学校当局决定尽快把学校迁往昆明。

经各方同意特别得到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的大力协助,组织了湘黔滇旅行团。参加旅行团的有大部分男生和少数教授。张治中还指派了一名中将带领我们从长沙步行到昆明。学生一律穿制服,但不带武器。

我是步行团的积极分子,把行程70天沿途所见所闻据实记录,到昆明后整理成书,托同乡在香港商务印书馆出版,书名为《西南三千五百里》,这本书我自己一本也没能留存,只听说中国社科院资料室现在好像有一本。我们这一代人生活在那样动荡的年代,别说著作,就是自己父母及一些想纪念的至亲好友的照片也在不断地辗转迁移中丢失殆尽。

参加步行团前,我对祖国的西南大地一无所知。学校从北平带出很多图书资料,由于不安定所以一直都装箱没有拆封。在决定迁校后,校方把装有西南地区的图书资料的箱子打开,以供有兴趣的教师和学生们普及知识。

临行前,我看了能找到的所有资料,遗憾的是关于我国西南地区的记录多是外国人做的,更多的竟是日本人。因此,出发前我已经有准备,要把沿途的见闻记录下来,尤其是记录少数民族的情况,因为那时进入那些深山老林很不容易,而且这么长的路线几乎涵盖了西南的各少数民族。我要写一本中国自己的西南实录。

步行团运行李的车

步行团每10人左右编成一队,每队选出一名队长照应,每位队员的行李都很简单,倒是人人都带一把伞。开始几天大家都走不惯,所以走得比较慢,后来逐渐快起来,一天也能走上百里路程,而且很多人喜欢上了穿草鞋。

每到一地,我们会作短暂停留,教授会领着我们去少数民族家或者当地的集市看看民风民俗,对我们这些学生来说,真是样样新鲜。但由于时间仓促,不能作长时间的停留,对当地也没能更深入地了解,所以我每到一县,就查找县志以此来弥补不足,有些比较大的县,县志做得也比较详细。

少数民族能歌善舞,一路下来各种山歌我们真是听了不少。记得到了黔东重镇——镇远,我国出产桐油的重地,镇西南15里外就有一个苗寨,我们12人由专员公署副官和区公所主任引导,去拜访了这个苗寨,这个大土寨是青苗,因为他们喜欢穿着青衣而得名。这时我已看过日本人种学家关于苗族的一个调查报告,说青苗男子平均身长不到1.6米,我到那里见到的男女身高果然都比汉人矮小,但是身体健康。

两个苗家为我们煮了饭和青菜,米饭颗粒大而且色白,清菜则淡而无味。当时食盐在苗区是很宝贵的,苗人一切生活上的需用品都可以自己制造,只有盐必须从汉人处购买。饭后,我们坐在草地上唱歌,苗家女子们都出来了,我们唱完,她们跟着唱,歌声清脆,尾音悠长,充满着忧郁。歌词大意是:“你们离别了家乡,老母亲思念你们,你们做了官,老母亲在家也高兴……”我们告别时,她们又送上了一曲告别歌,大意是:“大人们到这里来,恕我们招待不周,又蒙你们赏赐钱,真是感激不尽。”

少数民族实在有很多值得我们去记录和发掘的东西,光苗家就又分为青苗、花苗、甩裙苗、海爬苗、纠纠苗、索苗等。后来我们又过了几处苗地,我当时记录了一些苗族歌曲,也记录了各处苗人的不同风俗习惯,也发现苗民之间的语言也各有不通。我甚至用罗马字母拼音记录对比了涌溪青苗和凉水井青苗念数字的差异。

记不清是在哪一省的深山老林,我们遇见在森林深处居住的一位少数民族,他不会汉语,讲的话谁也听不懂,后来我们一行有位学拉丁语的忽然发现这个人竟然正在尝试用拉丁语和我们交谈。好半天我们才搞明白,有意大利的传教士深入到此处传教授业,当地的人跟着这位传教士竟然学了拉丁文。我们当时都很感慨,作为中国人我们对自己国家的民族真是了解得很少,做得也很不够。

步行团成员渡河

有载歌载舞的时候,也有身临困境的时候。但是,我一路写日记大多就是记这些乡土风俗,没有记录行进时的艰难,凡是遇到大风大雨甚至大雪天赶路,那天的日记都很少,也就几行字。因为,这时了解、研究西南边疆已经是我最大的愿望。对所经过地区的人口、社会经济情况,我尽可能多作了解,忠实记录。

对于湘西、黔东和滇南的各少数民族,因为生活环境、地理差异等不同产生的各具特点的分支,我的记载比较详细,沿途还照了很多照片,后来等写书时,这些照片都成了很宝贵的直观的资料。

这一路走下来大约3500里,用了两个月零10天。对于步行团的成员自身,这是件非常高兴也值得纪念的事情。至于西南专题研究报告,步行团中教授、同学都有做。当时,叶恭绰先生就研究了西南文化的开发问题,我认为他是对的,西南的第一个问题,不是空谈如何去开发西南,而是要实地去了解西南。我想,我的收获也不仅仅是后来出的那本书。

1940年夏,我从西南联大毕业,后又辗转到巴黎大学文学院学习,那时的法国也不是乐土,也处在战争的边缘。在兵荒马乱中渡过了14年之后,1951年5月,我回到了北京,在外交部任职。这座既古老又年轻的城市已成了共和国的首都。我感到无比的骄傲和兴奋。

请按下方二维码3秒识别

文章评论
—— 标签 ——
首页
评论
分享
Top